杨妞花的“背景墙”

摘要： 极目新闻记者 唐佳燕海报制作 朱睿怡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时，几十家媒体将镜头对准杨妞花。在杨妞花的背后，来自贵州的寻亲团...

极目新闻记者 唐佳燕

海报制作 朱睿怡

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时，几十家媒体将镜头对准杨妞花。在杨妞花的背后，来自贵州的寻亲团和其他受害人默默站在她的身后，他们的愁容和红色的寻人信息组成一面特殊的背景墙。

杨妞花被寻亲家长簇拥

如果说杨妞花是“大女主”，她被拐后亲手复仇是故事中罕见的、明亮的一面；聚光灯外，其他受害人和贵州寻亲团则是普遍、灰暗又坚韧的一面。

采访之后，他们的面目一个个逐渐清晰浮现：有的寻亲家长为了寻子，开着贴满寻子信息的面包车，一边卖棉花糖作为路费；有的已头发花白，在镜头前只乞求能最后见儿女一面。有的受害人，在孩子丢失后大半生守着擦鞋摊，已经年迈却依然无法与子女团圆；有的至今只和孩子在认亲时见过一面，认亲之后亲生骨肉却依然是陌生人。

受害人需要杨妞花的记忆，寻亲团则需要她的流量。他们把杨妞花唤作“贵州女儿”，甚至希望儿女就是杨妞花的样子，而杨妞花也不曾忘记她最坚实的后盾：开庭前一天，杨妞花一个个把寻亲家长拉到镜头前“直播带人”，捐出五万块作为寻人经费。妞花姐妹给经济窘迫的寻亲家长们订酒店，帮找回儿女的家属弥合亲子关系。

他们支持杨妞花，需要杨妞花，并且等待着下一个杨妞花出现。

记忆的力量

68岁的罗兴珍老了，老得经常接不到电话了，但她很庆幸，自己没有错过这一通电话：12月18日，杨妞花打电话托人告诉她，余华英案再次开庭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关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修鞋摊，踩上一双单薄的解放鞋，穿了四五层棉衣，从都匀坐警车到贵阳，“我要看到余华英死”。

一对儿女走丢的日期她记得很清楚，1996年7月2日，余华英拐走孩子的手段和拐走杨妞花相似：先是租住在附近，借着女儿和罗兴珍儿女混熟悉，趁大人不在家，将罗兴珍7岁的女儿华兰和5岁的儿子华白带走。罗兴珍到余华英的出租屋时，对方已人去楼空。

此后26年，罗兴珍守着修鞋摊，换过不知道多少张寻儿女的广告牌。丈夫全国各地打工寻子，如同大海捞针。直到2022年，杨妞花在寻亲成功后发现双亲早已含恨而亡，并决心复仇，凭借5岁时精确的记忆，提供了余华英的名字、长相等关键信息，协助公安将余华英绳之以法。

“如果不是妞花，我也不会找到家”，余华英案最后一位认亲成功的孩子谌江海决心面对镜头。

谌江海曾经恨自己的记忆，他记得自己在5岁时在游戏厅被一个女人拐走，但始终记不起那人的长相。只记得家在“太阳落山的方向”，无数次出走却记不起具体位置只能“回家”。他也很自卑，认为自己“表达能力不好”，无法向养父开口，只能将痛苦都写在日记里，直到被姐姐“偷看”，在她的支持下开始寻亲。今年余华英案重审，他接到警方通知：“你可能是被余华英拐走的”。

“妞花的记忆真的很有力量。”说到这，他红了眼睛。

如今，他已经跑废了几辆面包车，行程几万公里，其他家长的寻亲启事也贴上了，但女儿仍然像掉进大海里的一根针。

“哪里有流量，我就去蹭”，他直白地对记者说，这几年寻亲的流量减少，自己需要“露出”。

棉花糖爸爸的面包车上贴满寻亲启事

去年贵州村超大火，他和另外几个寻亲家长举着寻亲启事沉默地站在人群中，保安来驱赶、有人指着他骂，他不反抗、不回嘴，换个地方继续举，坚定的眼神被媒体拍下，“棉花糖爸爸”终于“火”了。

“后来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提供线索”，陈生梨很高兴，他更加把希望寄托在流量上，但他补充说：“我们也不是什么流量都蹭，杨妞花对我们好，我们才追着她。”

余华英案重审一审判决时，贵州寻亲团来了一百多号人，有的人“抢镜头”，把寻人启事举到杨妞花前面。寻亲团就定下一个规矩，一律站在杨妞花背后。被人指着鼻子骂“蹭流量”时，陈生梨也不敢回嘴：“我们这样的人，不敢被讨厌。”

杨妞花给父母上坟结束时，陈生梨接到一个来自湖南邵阳的电话提供线索，对方看了杨妞花的直播给他打来，怀疑抱养的女儿可能就是走失的陈杨梅，可是最后期待还是落空：年龄、地点对不上。

“棉花糖爸爸”接到线索却对不上。

这一天是冬至前一天，路上大雾弥漫。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，诗歌中旅人该早早归家的日子。陈生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，手机里播放着他去年接受采访的视频：“我太需要有个人，把我女儿带回家。”一直在人前陪笑的他，手握着方向盘默默哭了。